[1]儒以文乱法[2]，侠以武犯禁[3]，而人主兼礼之[4]，此所以乱也。夫离法者罪[5]，而诸先生以文学取[6]；犯禁者诛，而群侠以私剑养[7]。故法之所非，君之所取；吏之所诛，上之所养也。法趣上下，四相反也，而无所定[8]。虽有十黄帝[9]，不能治也。故行仁义者非所誉[10]，誉之则害功[11]；工文学者非所用[12]，用之则乱法。楚之有直躬[13]，其父窃羊而谒之吏[14]。令尹曰："杀之[15]。"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[16]，报而罪之[17]。以是观之，夫君之直臣，父之暴子也[18]。鲁人从君战，三战三北[19]，仲尼问其故，对曰："吾有老父，身死莫之养也。"仲尼以为孝，举而上之[20]。以是观之，夫父之孝子，君之背臣也[21]。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[22]，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，上下之利，若是其异也。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[23]，而求致社稷之福，必不几矣[24]。
儒家用文辞扰乱法度，侠客用武力触犯禁令，而君主对两者都以礼相待，这是发生祸乱的原因。违法的人应当治罪，而那些儒生却因文学而被录用；犯禁的人应当处死，而那些侠客却因私人剑术而被供养。所以法律所否定的，正是君主所录用的；官吏所诛杀的，正是上头所供养的。法律趋向和上下所行，四方面互相矛盾，而没有定准。即使有十个黄帝，也不能治理好。所以施行仁义的人不是所该称赞的，称赞他们就会损害耕战之功；擅长文学的人不是所该任用的，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度。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，他的父亲偷了羊，他向官吏告发。令尹说：「杀了他。」认为他对君主正直而对父亲曲邪，判决他有罪。由此看来，君主的直臣，就是父亲的暴子。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作战，三战三败。仲尼问他缘故，他回答说：「我有年老的父亲，我死了没有人赡养他。」仲尼认为他孝顺，举荐他使他居上位。由此看来，父亲的孝子，就是君主的背臣。所以令尹诛杀直躬而楚国的奸邪不再上闻，仲尼奖赏败北的人而鲁国的百姓轻易投降败北，上下的利益，如此不同。而君主同时举用匹夫的行为，却想求得国家的福气，一定没有希望了。
古者苍颉之作书也[25]，自环者谓之"私"[26]，背私谓之"公"[27]。公私之相背也，乃苍颉固以知之矣[28]。今以为同利者，不察之患也[29]。然则为匹夫计者[30]，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[31]。行义修则见信，见信则受事[32]；文学习则为明师，为明师则显荣[33]。此匹夫之美也。然则无功而受事，无爵而显荣，有政如此，则国必乱，主必危矣。故不相容之事，不两立也[34]。斩敌者受赏，而高慈惠之行[35]；拔城者受爵禄[36]，而信廉爱之说；坚甲厉兵以备难[37]，而美荐绅之饰[38]；富国以农，距敌恃卒[39]，而贵文学之士；废敬上畏法之民，而养游侠私剑之属[40]：举行如此[41]，治强不可得也[42]。国平养儒侠[43]，难至用介士[44]，所利非所用[45]，所用非所利。是故服事者简其业[46]，而游学者日众，是世之所以乱也。
古代苍颉造字的时候，自相环绕的叫做「私」，背弃「私」的叫做「公」。公私的相反，是苍颉本来就知道的。如今认为公私利益相同的人，是不审察的毛病。那么替匹夫打算，没有比修养品行道义和学习文学更好的了。品行道义修好了就被信任，被信任就接受职事；文学学好了就做明师，做明师就显贵荣耀。这是匹夫的美事。然而没有功劳而接受职事，没有爵位而显贵荣耀，政治像这样，那么国家一定混乱，君主一定危险了。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，不能同时并存。斩敌的人受赏，却推崇慈惠的行为；攻下城池的人受爵禄，却信奉廉爱的学说；加固铠甲、磨快兵器来防备危难，却赞美儒者的服饰；靠农业使国家富裕，靠士卒抵抗敌人，却看重文学之士；废弃敬上畏法的百姓，却供养游侠私剑之流：举措像这样，治理强盛是不可能得到的。国家太平供养儒生侠客，危难到来使用甲士，所优待的不是所要用的，所要用的不是所优待的。所以服劳役的人简慢自己的本业，而游学的人一天天增多，这是社会混乱的原因。
今境内之民皆言治，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[47]，而国愈贫；言耕者众，执耒者寡也[48]。境内皆言兵，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[49]，而兵愈弱；言战者多，被甲者少也[50]。故明主用其力，不听其言[51]；赏其功[52]，必禁无用[53]；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。夫耕之用力也劳，而民为之者，曰：可得以富也[54]；战之为事也危，而民为之者，曰：可得以贵也。今修文学，习言谈，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，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，则人孰不为也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[55]。事智者众，则法败；用力者寡，则国贫。此世之所以乱也。故明主之国，无书简之文[56]，以法为教；无先王之语[57]，以吏为师；无私剑之捍[58]，以斩首为勇。是境内之民，其言谈者必轨于法[59]，动作者归之于功[60]，为勇者尽之于军[61]。是故无事则国富[62]，有事则兵强，此之谓王资[63]。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[64]，超五帝侔三王者[65]，必此法也。
如今境内的百姓都谈论治理，收藏商鞅、管仲法令的人家家都有，而国家更加贫穷：因为谈论耕种的人多，拿着农具的人少。境内都谈论军事，收藏孙武、吴起兵书的人家家都有，而军队更加衰弱：因为谈论战争的人多，披甲上阵的人少。所以英明的君主要用他们的力，不听他们的话；奖赏他们的功劳，一定禁止无用的言论；所以百姓竭尽死力来跟从君主。耕种用力很劳苦，而百姓愿意做，是因为说可以借此富裕；战争这件事很危险，而百姓愿意做，是因为说可以借此尊贵。如今修习文学，练习言谈，就没有耕种的劳苦而有富裕的实利，没有战争的危险而有尊贵的地位，那么人谁不愿意做呢？因此一百个人从事智谋而一个人出力。从事智谋的人多，法度就败坏；出力的人少，国家就贫穷。这是社会混乱的原因。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，没有书简文籍，用法令作为教材；没有先王的言论，用官吏作为老师；没有私人剑术的强悍，用斩首作为勇敢。这样境内的百姓，那些言谈的人一定遵循法令，行动的人归向功劳，勇敢的人尽用于军队。所以没有战事时国家富裕，有战事时军队强大，这就叫做称王天下的资本。既蓄积了称王天下的资本又利用敌国的破绽，超越五帝、与三王并列的，一定是这个办法。
今则不然。士民纵恣于内[66]，言谈者为势于外[67]。外内称恶[68]，以待强敌，不亦殆乎？故群臣之言外事者，非有分于从衡之党，则有仇雠之患，而借力于国也[69]。从者，合众弱以攻一强也；而衡者，事一强以攻众弱也。皆非所以持国也[70]。今人臣之言衡者，皆曰："不事大[71]，则遇敌受祸矣！"事大未必有实[72]，则举图而委[73]，效玺而请兵矣[74]。献图则地削，效玺则名卑。地削则国削，名卑则政乱矣。事大为衡，未见其利也，而亡地乱政矣。人臣之言从者，皆曰："不救小而伐大，则失天下[75]，失天下则国危，国危而主卑。"救小未必有实，则起兵而敌大矣。救小未必能存，而交大未必不有疏[76]，有疏则为强国制矣。出兵则军败，退守则城拔。救小为从，未见其利，而亡地败军矣。
如今却不是这样。士民在国内放纵恣肆，言谈的人在国外造成势力。外内都作恶，用来对待强敌，不也很危险吗？所以群臣谈论外交事务的，不是投身于合纵连横的党羽，就是有仇怨的祸患，而借助国家的力量。合纵，是联合众多弱国攻打一个强国；连横，是侍奉一个强国攻打众多弱国。都不是用来保住国家的办法。如今臣子中谈论连横的，都说：「不侍奉大国，就会遇到敌人遭受祸患了！」侍奉大国未必有实效，就要献出地图交付，献上玉玺请求出兵了。献出地图就削减土地，献上玉玺就降低名位。土地削减就国家削弱，名位降低就政治混乱。侍奉大国实行连横，没有见到它的利益，却丧失土地、扰乱政治。臣子中谈论合纵的，都说：「不救援小国而攻打大国，就会失去天下，失去天下国家就危险，国家危险君主的地位就卑下。」救援小国未必有实效，就要起兵对抗大国了。救援小国未必能保存它，而结交大国未必没有疏失，有疏失就被强国控制。出兵就军队失败，退守就城池被攻下。救援小国实行合纵，没有见到它的利益，却丧失土地、损失军队。
是故事强，则以外权市官于内[77]；救小，则以内重求利于外[78]，国利未立，封土厚禄至矣；主上虽卑，人臣尊矣；国地虽削，私家富矣。事成则以权长重[79]，事败则以富退处[80]。人主之听说于其臣，事未成而爵禄已尊矣。事败而弗诛，则游说之士，孰不为用矰缴之说[81]，而徼幸其后[82]？故破国亡主，以听言谈者之浮说，此其故何也[83]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，不察当否之言[84]，而诛罚不必其后也[85]。皆曰："外事，大可以王，小可以安[86]。"夫王者，能攻人者也，而安则不可攻也；强则能攻人者也，治则不可攻也。治强不可责于外，内政之有也[87]。今不行法术于内，而事智于外，则不至于治强矣[88]。
所以侍奉强国，就在国外凭借外力在国内买官；救援小国，就在国内凭借重权在国外求利，国家的利益还没有建立，封土厚禄就来了；君主的地位虽然卑下，臣子的地位却尊贵了；国家的土地虽然削减，私家却富裕了。事情成功就凭借权力长久尊贵，事情失败就凭借财富退居闲处。君主听信臣子的话，事情还没有成功而爵禄已经尊贵了。事情失败却不诛杀，那么游说之士，谁不施用矰缴般的言辞，而侥幸于事后呢？所以国家破灭、君主死亡，都因为听信言谈者的浮夸之说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这是因为君主不明白公私的利益，不审察恰当与否的言论，而诛罚没有在事后施行。都说：「外交事务，大的可以称王，小的可以安定。」称王，是能攻打别人的，而安定就是不可被攻打的；强大就能攻打别人，而治理就是不可被攻打的。治理强大不能从外交上求得，是内政所固有的。如今不在国内施行法术，却在国外用心智，就不能达到治理强盛了。
夫明王治国之政，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[89]，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[90]。今近习之请行[91]，则官爵可买；官爵可买，则商工不卑也矣。奸财货贾得用于市[92]，则商人不少矣。聚敛倍农[93]，而致尊过耕战之士[94]，则耿介之士寡[95]，而高价之民多矣[96]。
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治，要使他的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位卑下，用来减少趋向本业而奔向末业的人。如今君主亲近宠幸的人请求施行，那么官爵可以买到；官爵可以买到，那么商工就不卑下了。奸诈的财货商贾能够在市场上行用，那么商人就不少了。聚敛的财富超过农民，而得到的尊贵超过耕战之士，那么正直耿介的士人就少了，而高价图利的人就多了。
是故乱国之俗：其学者，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[97]，盛容服而饰辩说[98]，以疑当世之法[99]，而贰人主之心[100]。其言古者[101]，为设诈称[102]，借于外力，以成其私[103]，而遗社稷之利[104]。其带剑者，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[105]，而犯五官之禁[106]。其患御者[107]，积于私门[108]，尽货赂[109]，而用重人之谒[110]，退汗马之劳[111]。其商工之民，修治苦窳之器[112]，聚沸靡之财[113]，蓄积待时[114]，而侔农夫之利[115]。--此五者，邦之蠹也。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，不养耿介之士，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，削灭之朝[116]，亦勿怪矣。
所以乱国的风俗是：那些学者，就称说先王的道来凭借仁义，盛饰容貌衣服而修饰辩说，用来惑乱当世的法律，动摇君主的心意。那些称说古道的人，编造虚假、假托名义，借助国外势力，来成就自己的私利，而抛弃国家的利益。那些带剑的人，聚集徒众、树立节操来显扬自己的名声，而触犯五官的禁令。那些逃避兵役的人，聚集在权贵门下，竭尽财货贿赂，而利用权贵的请托，使有汗马功劳的人被斥退。那些商工之民，制造粗劣的器物，聚积奢侈靡费的财货，囤积居奇等待时机，而谋取农夫的利益。──这五种人，是国家的蛀虫。君主不清除这五种蛀虫之民，不培养正直耿介的士人，那么海内即使有破亡的国家、削灭的朝廷，也不必奇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