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者流[1]，盖出于司徒之官[2]，助人君顺阴阳、明教化者也[3]。游文于六经之中[4]，留意于仁义之际。祖述尧舜[5]，宪章文武[6]，宗师仲尼[7]，以重其言[8]，于道最为高。孔子曰："如有所誉，其有所试[9]。"唐虞之隆，殷周之盛，仲尼之业，已试之效者也。然惑者既失精微[10]，而辟者又随时抑扬[11]，违离道本[12]，苟以哗众取宠[13]。后进循之，是以五经乖析[14]，儒学衰[15]。此辟儒之患。
儒家这一派，大概出自司徒之官，是帮助君主顺应阴阳之道、阐明教化的人。他们钻研六经的文字，留心于仁义的道理。奉行尧舜之道，遵守文王武王的法制，尊仲尼为师，用这些来加重自己学说的分量，在道术上最为高尚。孔子说：“如果我对人有所称誉，那是因为我试用过他。”唐尧虞舜的兴隆，殷朝周朝的昌盛，仲尼的事业，都是已经试行而有成效的。然而迷惑的人已经失去了儒家学说精妙细微之处，邪僻不正的人又随着时势压抑或抬高，背离了儒道的本旨，随随便便地用来哗众取宠。后辈遵循他们的做法，因此五经的本义被违背、经义支离破碎，儒学衰落了。这就是邪僻儒者的祸患。
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[16]。历记成败、存亡、祸[17]。合于尧之克攘[18]，《易》之嗛嗛[19]，一谦而四益[20]。此其所长也。及放者为之[21]，则欲绝去礼学，兼弃仁义[22]；曰：独任清虚，可以为治。
道家这一派，大概出自史官。他们记载历代的成败、存亡、祸福，合于尧的能够谦让，合于《易》的谦而又谦，一次谦让而得到四种益处。这是它的长处。等到放任的人来实行它，就想废弃礼学，一并抛弃仁义；说：只要一味听任清静虚无，就可以治理天下。
阴阳家者流[23]，盖出于义和之官[24]。敬顺昊天[25]，历象日月星辰[26]，敬授民时[27]。此其所长也。及拘者为之[28]，则牵于禁忌[29]，泥于小数[30]，舍人事而任鬼神[31]。
阴阳家这一派，大概出自义和之官。他们恭敬地顺应上天，推历观象日月星辰，慎重地把天时授给百姓。这是它的长处。等到固执不通的人来实行它，就被禁忌所牵制，拘泥于有关禁忌的小术，舍弃人事而听凭鬼神。
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理官[32]。信赏必罚[33]，以辅礼制。《易》曰："先王以明罚饬法[34]。"此其所长也。及刻者为之[35]，则无教化，去仁爱，专任刑法，而欲以致治；至于残害至亲，伤恩薄厚[36]。
法家这一派，大概出自理官。他们该赏的一定赏、该罚的一定罚，用来辅助礼制。《易》说：“先王用明确刑罚、整顿法纪的办法来治理。”这是它的长处。等到刻薄的人来实行它，就没有教化，抛弃仁爱，一味任用刑法，想借此达到天下大治；以至于残害至亲，伤害恩情，使仁厚变成刻薄。
名家者流[37]，盖出于礼官[38]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[39]。孔子曰[40]："必也，正名乎？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"此其所长也。及荡者为之[41]，则苟钩鈲析乱而已[42]。
名家这一派，大概出自礼官。古时候名分地位不同，礼的等级也有差别。孔子说：“一定要做的事，就是正名吧？名分不正，言语就不顺当；言语不顺当，事情就办不成。”这是它的长处。等到爱挑剔找岔子的人来实行它，就只是随意钩取诡怪的道理、把名实分析得支离破碎而加以淆乱罢了。
墨家者流，盖出于清庙之守[43]。茅屋采椽[44]，是以贵俭；养三老五更[45]，是以兼爱；选士大射[46]，是以上贤[47]；宗祀严父[48]，是以右鬼[49]；顺四时而行，是以非命[50]；以孝视天下[51]，是以上同[52]。此其所长也。及蔽者为之[53]，见俭之利，因以非礼；推兼爱之意，而不知别亲疏。
墨家这一派，大概出自清庙之官。他们住茅屋、用栎木做屋椽，所以崇尚节俭；供养三老五更，所以主张兼爱；用大射之礼选拔士人，所以崇尚贤人；在宗庙祭祀父亲，所以尊尚鬼神；顺应四时行事，所以反对天命之说；用孝道来晓示天下，所以主张上同。这是它的长处。等到见解不全面的人来实行它，看到节俭的好处，就因此非难礼制；推广兼爱的用意，却不知道分别亲疏。
从横家者流[54]，盖出于行人之官[55]。孔子曰[56]："诵诗三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[57]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！"又曰："使乎！使乎[58]！"言其当权事制宜[59]，受命而不受辞[60]。此其所长也。及邪人为之，则上诈谖而弃其信[61]。
纵横家这一派，大概出自行人之官。孔子说：“诵读《诗经》三百篇，出使到四方去，却不能独自应对，即使读得多，又有什么用呢！”又说：“好使者啊！好使者啊！”这是说使者应当权衡事实作出合适的对策，只从国君那里接受出使的命令而不接受应对的言辞。这是它的长处。等到邪僻的人来实行它，就崇尚欺诈而抛弃信义。
杂家者流[62]，盖出于议官[63]。兼儒墨，合名法，知国体之有此[64]，见王治之无不贯[65]。此其所长也。及荡者为之[66]，则漫羡而无所归心[67]。
杂家这一派，大概出自议官。他们兼采儒家、墨家，糅合名家、法家，知道治国的办法中有这些学说，看出王者的政治对各家学说无不贯通。这是它的长处。等到学识浮泛的人来实行它，就牵涉面很广而抓不住要点，使人心没有归宿。
农家者流，盖出于农稷之官[68]。播百谷，劝耕桑，以足衣食。故八政一曰食，二曰货[69]。孔子曰："所重民食[70]。"此其所长也。及鄙者为之[71]，以为无所事圣王，欲使君臣并耕[72]，誖上下之序[73]。
农家这一派，大概出自农稷之官。他们播种百谷，鼓励耕织，使衣食充足。所以八政第一是食，第二是货。孔子说：“所重视的是人民和食物。”这是它的长处。等到鄙野的人来实行它，认为用不着圣明的君王，想让君臣一起耕种，扰乱了上下的次序。
小说家者流[74]，盖出于稗官[75]。街谈巷语、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[76]："虽小道[77]，必有可观者焉。致远恐泥[78]，是以君子弗为也。"然亦弗灭也。闾里小知者之所及[79]，亦使缀而不忘[80]，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[81]。
小说家这一派，大概出自稗官。是街谈巷语、路上听来的话所编造出来的。孔子说：“即使是小的道理，也一定有可观的地方。但用在大事业上恐怕就行不通，所以君子不去做。”然而它也不会消亡。里巷中知识浅薄的人所看到的东西，也把它联缀记录下来而不忘记，如果其中有一句话可以采用，这也是割草打柴的平民和狂人的议论。
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[82]，皆起于王道既微，诸侯力政[83]，时君世主，好恶殊方。是以九家之说，蜂出并作[84]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驰说，取合诸侯。其言虽殊，辟犹水火[85]，相灭亦相生也；仁之与义，敬之与和，相反而相成也。《易》曰[86]："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[87]。"今异家者，各推所长，穷知究虑[88]，以明其指[89]，虽有蔽短[90]，合其要归[91]，亦六经之支与流裔[92]。使其人遭明王圣主，得其所折中[93]，皆股肱之材已[94]。仲尼有言："礼失而求诸野[95]。"方今去圣久远，道术缺废，无所更索，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[96]？若能修六艺之术[97]，而观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长，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[98]。
诸子共有十家，其中可观的只有九家罢了，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、诸侯用武力相征伐、当时的君主喜好和厌恶各不相同的时代。因此九家的学说，像群蜂纷飞一样同时出现，各自引出一个方面，推崇自己所擅长的，凭这些四处游说，求得诸侯的采纳。他们的言论虽然不同，譬如水和火，互相消灭也互相生成；仁和义，敬和和，相反也相成。《易》说：“天下的人同归一个目的地而途径不同，目标一致而考虑各异。”如今不同学派的人，各自推崇自己的长处，用尽心思，来表明自己的宗旨，虽然有蔽塞和短处，但综合它们的主要道理和归宿，也是六经的分支和末流。假使这些人遇到明王圣主，得到适当的调节折中，就都是辅佐之臣的材料了。仲尼有话说：“礼失掉了，到民间去寻找。”如今离开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，道术残缺废弃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寻求，那九家的学说难道不还胜过民间吗？如果能研习六艺的方术，再观察这九家的言论，舍弃短处、采取长处，就可以通晓天下一切道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