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嘲扬子曰："吾闻上世之士[1]，人纲人纪[2]，不生则已，生必上尊人君，下荣父母[3]。析人之圭[4]，儋人之爵[5]，怀人之符，分人之禄，纡青拖紫[6]，朱丹其毂[7]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，处不讳之朝[8]，与群贤同行[9]，历金门[10]，上玉堂有日矣[11]。曾不能画一奇，出一策，上说人主，下谈公卿，目如耀星[12]，舌如电光[13]，一从一横[14]，论者莫当[15]。顾默而作《太玄》五千文[16]，枝叶扶疏[17]，独说十余万言[18]。深者入黄泉，高者出苍天，大者含元气[19]，细者入无间[20]。然而位不过侍郎[21]，擢纔给事黄门[22]。意者玄得无尚白乎[23]？何为官之拓落也[24]？"
客人嘲笑扬子说：“我听说上世的士人，讲究做人的纲纪，不出生便罢了，一旦出生就一定要对上尊崇君主，对下使父母荣耀。他们剖分君主赐给的圭玉，接受君主的爵位，怀揣君主的符信，分享君主的俸禄，身佩青色紫色的绶带，把车毂涂成朱红色。如今您有幸遇上清明兴盛的世道，身处不忌讳言论的朝廷，与众多贤人同列，出入金马门、登上玉堂已经有些时日了。可是您竟不能谋划一点奇计，献出一条良策，对上劝说君主，对下议论公卿，让目光像闪耀的星辰，让舌头像闪电的光芒，或合纵或连横，论辩的人没有能抵挡的。您却反而默默地写作《太玄》五千字，枝叶四散分布，独自解说十余万言。那书深的地方直达黄泉，高的地方超出苍天，大的地方包容元气，细的地方进入没有缝隙之处。然而您的职位不过是个侍郎，提拔起来才做到给事黄门。想来您的《太玄》莫非还是白费吗？为什么做官这样不得志呢？”
扬子笑而应之曰："客徒欲朱丹吾毂，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[25]！往昔周纲解结[26]，群鹿争逸[27]，离为十二[28]，合为六七[29]，四分五剖，并为战国[30]。士无常君，国无定臣，得士者富，失士者贫。矫翼厉翮[31]，恣意所存[32]。故士或自盛以橐[33]，或凿坏以遁[34]。是故邹衍以颉颃而取世资[35]，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[36]。"
扬子笑着回答说：“您只不过想把我车毂涂成朱红色，却不知道一旦失足跌倒就会让我的宗族流血啊！从前周朝的纲纪瓦解，群鹿争相奔逃，分裂成十二国，合并成六七个，四分五裂，并成了战国。士人没有固定的君主，国家没有固定的大臣，得到士人的就富足，失去士人的就贫弱。士人张开翅膀振起羽毛，任意选择栖身之所。所以有的士人把自己装进口袋里藏起来，有的凿开墙壁逃走。因此邹衍凭着他的傲然不屈取得世人的资助，孟轲虽然处境艰难仍做了大国的老师。
"今大汉左东海[37]，右渠搜[38]，前番禺[39]，后椒涂[40]，东南一尉[41]，西北一候[42]。徽以纠墨[43]，制以锧鈇[44]；散以礼乐[45]，风以诗书[46]；旷以岁月[47]，结以倚庐[48]。天下之士，雷动云合，鱼鳞杂袭[49]，咸营于八区[50]。家家自以为稷契，人人自以为皋陶，戴縰垂缨而谈者[51]，皆拟于阿衡[52]，五尺童子，羞比晏婴与夷吾[53]。当涂者升青云[54]，失路者委沟渠[55]，旦握权则为卿相，夕失势则为匹夫。譬若江湖之崖，渤澥之岛[56]，乘雁集不为之多[57]，双凫飞不为之少[58]。"
“如今大汉东边到东海，西边到渠搜，南边到番禺，北边到椒涂，东南设一个都尉，西北设一个候官。用绳索来约束，用刑具来制裁；用礼乐来教化，用诗书来感化；用岁月来宽缓，用守丧的草庐来维系。天下的士人，像雷一样震动，像云一样聚合，像鱼鳞一样密集重叠，都奔忙在八方之地。家家自以为是与稷、契一样的人，人人自以为是皋陶，戴着束发的缯帛、垂着帽缨而高谈阔论的人，都自比于阿衡，连五尺高的孩童，也羞于与晏婴和管夷吾相比。当权的人升上青云，失路的人被丢弃在沟渠，早晨握有权力就是卿相，晚上失去权势就成了平民。好比江湖的岸边、渤海的岛上，一只雁聚来不算多，两只野鸭飞去不算少。
"昔三仁去而殷墟[59]，二老归而周炽[60]；子胥死而吴亡[61]，种蠡存而越霸[62]；五羖入而秦喜[63]，乐毅出而燕惧[64]；范雎以折折而危穰侯[65]，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[66]。故当其有事也[67]，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[68]；当其无事也，章句之徒[69]，相与坐而守之，亦无所患[70]。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，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。"
“从前三位仁人离去而殷商成了废墟，两位老人归来而周朝兴盛；伍子胥死去而吴国灭亡，文种、范蠡活着而越国称霸；五羖大夫入秦而秦国欢喜，乐毅出走而燕国恐惧；范雎因为折齿而危及穰侯，蔡泽因为下巴下垂而讥笑唐举。所以当天下有事的时候，不是萧何、曹参、张良、陈平、周勃、樊哙、霍光就不能安定；当天下无事的时候，那些只会讲章句的人，相与坐着守住局面，也没有什么祸患。所以世道混乱时圣哲四处奔走还嫌不够，世道太平时庸人高枕无忧还绰绰有余。
"夫上世之士，或解缚而相[71]，或释褐而傅[72]；或倚夷门而笑[73]，或横江潭而渔[74]；或七十说而不遇[75]，或立谈而封侯[76]；或枉千乘于陋巷[77]，或拥彗而先驱[78]。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[79]，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[80]。当今县令不请士，郡守不迎师，群卿不揖客[81]，将相不俯眉[82]。言奇者见疑，行殊者得辟[83]。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[84]，欲步者拟足而投迹[85]。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世[86]，策非甲科[87]，行非孝廉，举非方正[88]，独可抗疏[89]，时道是非，高得待诏，下触闻罢，又安得青紫[90]？"
“上世的士人，有的解开绑绳而被任为相，有的脱下粗布衣服而做太傅；有的靠着夷门而笑，有的在江潭边打鱼；有的游说七十次也得不到赏识，有的一经交谈就被封侯；有的使大国之君屈尊到陋巷来拜访，有的抱着扫帚在前面引路。因此士人颇能施展自己的口舌、奋起自己的笔，钻空子、踩瑕疵而无所屈服。如今县令不延请士人，郡守不迎接老师，众卿不揖让宾客，将相不低眉下视。言论奇特的被怀疑，行为特殊的获罪。因此想谈论的人卷起舌头而随声附和，想迈步的人比着脚印而踩着前人的足迹走。假使上世的士人处在今天的世道，对策不是甲科，品行不是孝廉，举荐不是方正，只能上书直言，时时议论是非，高的不过做个待诏，低的一上奏就被搁置罢免，又哪里能得到青色紫色的高官厚禄呢？
"且吾闻之：炎炎者灭[91]，隆隆者绝[92]。观雷观火，为盈为实，天收其声，地藏其热。高明之家[93]，鬼瞰其室[94]。攫挐者亡[95]，默默者存[96]；位极者宗危[97]，自守者身全[98]。是故知玄知默[99]，守道之极[100]；爰清爰静[101]，游神之庭[102]；惟寂惟漠，守德之宅[103]。世异事变，人道不殊[104]，彼我易时[105]，未知何如[106]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[107]，执蝘蜓而嘲龟龙[108]，不亦病乎？子之笑我玄之尚白，吾亦笑子病甚，不遇俞跗与扁鹊也[109]，悲夫！"
“况且我听说过：烧得炽盛的会熄灭，声音隆隆的会断绝。看那雷霆看那火焰，显得充盈显得坚实，可是天收去它的声音，地藏起它的热量。高门显贵的人家，鬼就在窥视他的屋子。抓夺的人灭亡，沉默的人存活；地位极高的人宗族危险，自守的人自身保全。因此懂得幽玄懂得静默，是守道的极致；清静无为，是游于精神的庭院；唯有寂寥淡漠，是守德的宅舍。世道不同事情变化，但做人的道理没有差别，假如彼此交换时代，不知道又会怎样。如今您竟用鸱枭来讥笑凤凰，拿着蝘蜓来嘲弄龟龙，不也是太糊涂了吗？您讥笑我的《太玄》还是白费，我也笑您病得厉害，遇不到俞跗和扁鹊啊，可悲呀！”
扬子曰："范雎，魏之亡命也[112]。折胁折髂[113]，免于徽索[114]，翕肩蹈背[115]，扶服入橐[116]。激卬万乘之主，介泾阳，抵穰侯而代之[117]，当也[118]。蔡泽，山东之匹夫也[119]。顩颐折頞[120]，涕唾流沬[121]，西揖强秦之相[122]，搤其咽而亢其气[123]，捬其背而夺其位[124]，时也[125]。天下已定，金革已平[126]，都于洛阳；娄敬委辂脱挽[127]，掉三寸之舌[128]，建不拔之策[129]，举中国徙之长安[130]，适也[131]。五帝垂典[132]，三王传礼[133]，百世不易；叔孙通起于桴鼓之间，解甲投戈，遂作君臣之仪[134]，得也。吕刑靡敝[135]，秦法酷烈，圣汉权制[136]，而萧何造律[137]，宜也[138]。故有造萧何之律于唐虞之世，则悂矣[139]。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，则惑矣[140]。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，则乖矣[141]。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[142]，则狂矣。夫萧规曹随[143]，留侯画策，陈平出奇[144]，功若泰山，响若坻隤[145]，虽其人之赡智哉[146]，亦会其时之可为也[147]。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，则从[148]；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，则凶[149]。若夫蔺生收功于章台[150]，四皓采荣于南山[151]，公孙创业于金马[152]，骠骑发迹于祁连[153]，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[154]，东方朔割炙于细君[155]，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，故默然守吾《太玄》[156]。
扬子说：“范雎，是魏国的亡命之徒。他断了肋骨、折了髀骨，逃脱了绳索的捆绑，缩着肩膀、踩着后背，爬着被装进口袋。他激发触动了大国的君主，离间泾阳君，抵毁穰侯而取代了他的位置，这是合于时机的。蔡泽，是山东的平民。他下巴下垂、鼻梁塌陷，鼻涕口水流淌，向西揖拜强秦的相国，扼住他的喉咙、使他气绝，拍着他的背而夺了他的相位，这是顺应时势的。天下已经平定，战争已经止息，定都洛阳；娄敬放下车辕、解脱挽绳，摇动三寸之舌，提出不可动摇的计策，把整个中国迁都到长安，这是适合的。五帝留下典章，三王传下礼制，百代不变；叔孙通从战鼓之间兴起，脱下铠甲放下戈矛，于是制定了君臣的礼仪，这是得当的。吕刑败坏，秦法酷烈，圣明的大汉权衡制定，而萧何创制律令，这是合宜的。所以如果在唐尧虞舜的时代制定萧何的律令，那就荒谬了。在夏商之时制作叔孙通的礼仪，那就糊涂了。在成周之世提出娄敬的计策，那就违背事理了。在金日磾、张安世、许广汉、史高这些人之间谈论范雎、蔡泽的学说，那就疯狂了。至于萧何定规曹参遵循，留侯张良谋划计策，陈平献出奇计，功劳像泰山一样高，声名像山崩一样响，虽然这些人智慧充足，也是因为遇上了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势。所以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势做可以做的事，就顺利；在不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势做不可以做的事，就凶险。至于蔺相如在章台立功，商山四皓在南山采荣，公孙弘在金马门创业，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祁连山发迹，司马相如从卓氏那里窃取钱财，东方朔从妻子那里割取烤肉，我确实不能和这几个人相比，所以默默地守住我的《太玄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