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臣曰[1]：民禀天地之灵，含五常之德[2]，刚柔迭用[3]，喜愠分情[4]。夫志动于中，则歌咏外发[5]。六义所因[6]，四始攸系[7]，升降讴谣[8]，纷披风什[9]。虽虞夏以前，遗文不睹[10]，禀气怀灵，理无或异[11]。然则歌咏所兴，宜自生民始也。
史臣说：人民禀受天地的灵气，含有五常的德性，刚柔交替为用，喜怒分出情志。心志在内心发动，就会向外发为歌咏。六义由此而产生，四始由此而维系，讴谣或升或降，风雅之篇纷然展开。虽然虞夏以前，遗留的诗文已看不到，但禀受元气、怀有灵性，从道理上说不会有差别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歌咏的兴起，应该从有人类的时候就开始了。
周室既衰，风流弥着[12]。屈平、宋玉导清源于前[13]，贾谊、相如振芳尘于后[14]。英辞润金石[15]，高义薄云天[16]。自兹以降，情志愈广。王褒、刘向、扬、班、崔、蔡之徒[17]，异轨同奔[18]，递相师祖[19]。虽清辞丽曲[20]，时发乎篇，而芜音累气[21]，固亦多矣。若夫平子艳发[22]，文以情变[23]，绝唱高踪[24]，久无嗣响[25]。至于建安[26]，曹氏基命[27]，三祖陈王[28]，咸蓄盛藻[29]。甫乃以情纬文，以文被质[30]。自汉至魏，四百余年，辞人才子，文体三变：相如工为形似之言[31]，二班长于情理之说[32]，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[33]。并摽能擅美[34]，独映当时。是以一世之士，各相慕习。源其飙流所始[35]，莫不同祖风骚[36]；徒以赏好异情[37]，故意制相诡[38]。
周王室衰落后，流风余韵更加显著。屈原、宋玉在前代开创了清流之源，贾谊、司马相如在后来扬起了芳尘。英美的文辞能润泽金石，高洁的情义上迫云天。从此以后，情志更加广阔。王褒、刘向、扬雄、班固、崔骃、蔡邕这些人，途径不同而一同奔驰，递相师法效祖。虽然清辞丽曲时时出现在篇章之中，但芜杂的音调、累赘的气韵，本来也很多了。至于张衡文采艳发，文章随着情感而变化，绝唱高踪，很久没有继响。到了建安时期，曹氏奠定基业，曹操、曹丕、曹叡三祖和陈王曹植，都蓄积了盛大的文采。这才开始用情感来组织文辞，用文采来修饰内容。从汉到魏，四百多年，辞人才子的文体有三次变化：司马相如擅长描摹形貌的言辞，班固、班婕妤长于抒写情理的论说，曹植、王粲以气质为体。他们都显露才能、独占美名，独自照耀当时。因此一世的士人，各自相互仰慕仿效。推究这种风气流变的起源，没有不同本于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；只是由于赏爱喜好不同，所以立意体制相互差异。
降及元康[39]，潘陆特秀[40]，律异班贾[41]，体变曹王[42]。缛旨星稠[43]，繁文绮合[44]，缀平台之逸响[45]，采南皮之高韵[46]。遗风余烈[47]，事极江右[48]。在晋中兴[49]，玄风独扇[50]，为学穷于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[51]。驰骋文辞，义殚乎此[52]。自建武暨于义熙[53]，历载将百。虽缀响联辞，波属云委[54]；莫不寄言上德，托意玄珠[55]，遒丽之辞，无闻焉尔[56]。仲文始革孙、许之风，叔源大变太元之气[57]。爰逮宋氏[58]，颜谢腾声[59]，灵运之兴会摽举[60]，延年之体裁明密[61]，并方轨前秀[62]，垂范后昆[63]。
下到元康年间，潘岳、陆机特别秀出，格律不同于班固、贾谊，体式变化了曹植、王粲。繁密的意旨如星星般稠密，繁复的文辞如锦绣般聚合，缀集梁孝王平台上的逸响，采取曹丕南皮之游的高韵。遗风余烈，到江右时达到极盛。到晋室中兴，玄学之风独自炽盛，为学穷究于老子，博物止于《庄子》七篇。驰骋文辞，义理尽于此。从建武到义熙，经历的年岁将近一百。虽然缀合音响、联属辞句，像波流相连、云气聚集，但无不寄托于上德之言，托意于玄珠，遒劲绮丽的文辞，却听不到了。殷仲文开始改革孙绰、许询的风气，谢混大大改变了太元的气格。到了宋代，颜延之、谢灵运声名腾起，谢灵运兴会高举，颜延之体裁明密，都与前代秀杰并驾齐驱，给后世留下典范。
若夫敷衽论心[64]，商榷前藻[65]，工拙之数，如有可言[66]。夫五色相宣[67]，八音协畅[68]，由乎玄黄律吕[69]，各适物宜[70]。欲使宫羽相变，低昂互节[71]，若前有浮声，则后须节响[72]。一简之内[73]，音韵尽殊[74]；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[75]。妙达此旨，始可言文。
至于铺陈襟怀、论说心志，商榷前人的文采，工巧与拙劣的法则，似乎是可以谈说的。五色相互显发，八音协调通畅，是由于色彩和音律各自适合事物的情宜。要使宫音和羽音相互变化，低音和高音交互调节，如果前面有轻浮的声音，那么后面就必须用节制的音响。一简之内，音韵完全不同；两句之中，轻重全都相异。精妙地通达这个旨趣，才可以谈论文章。
至于先士茂制[76]，讽高历赏[77]。子建"函京"之作[78]，仲宣"灞岸"之篇[79]，子荆"零雨"之章[80]，正长"朔风"之句[81]，并直举胸情，非傍诗史[82]。正以音律调韵，取高前式[83]。自灵均以来[84]，多历年代，虽文体稍精，而此秘夫睹[85]。至于高言妙句，音韵天成，皆暗与理合，匪由思至[86]。张、蔡、曹、王[87]，曾无先觉；潘、陆、颜、谢[88]，去之弥远[89]。世之知音者，有以得之，知此言之非谬[90]。如曰不然，请待来哲[91]。
至于前代之士的美好作品，讽咏高妙、历久受到赏爱。曹植“函京”之作，王粲“灞岸”之篇，孙楚“零雨”之章，王赞“朔风”之句，都是直接抒写胸中情志，不是依傍诗史。正因为音律调和韵调，才超越前人的范式。自屈原以来，经历了许多年代，虽然文体逐渐精妙，但这一奥秘却无人看到。至于高妙的言辞、精妙的句子，音韵天然生成，都是暗中与理相合，不是由思虑达到的。张衡、蔡邕、曹植、王粲，竟然没有事先觉悟；潘岳、陆机、颜延之、谢灵运，离它更远。世上懂得音律的人，有的能领会这一点，就知道这话并不荒谬。如果说不是这样，那就请等待后来的智者。